生猪育种翻身仗:中国不存在“种慌” 但行业面

发布时间 2021-08-03

  在养猪从业者的眼中,种猪育种堪称“猪的芯片”。种猪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生猪出栏量,而我国生猪育种却是业界之痛。

  我国生猪育种行业发展存在“小而散”的问题,“卡脖子”的问题在生猪育种行业同样存在。国内生猪育种行业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如何实现生猪育种自主可控?《中国经济周刊》日前采访了多位生猪育种行业资深人士。商品猪超80%来自国外品种,核心种源能够自给

  中国生猪饲养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猪种资源占全球总数的1/3。“但是,我国商品猪80%以上来自国外品种。”7月中旬,从事畜牧水产行业多年的王荣告诉记者。

  近年来,中国依赖大量从国外引进种猪,自2014年起引种量已逐步减少,2019年后,由于非洲猪瘟对我国种猪体系的破坏,叠加猪价维持高位,2020 年我国进口种猪再创新高,突破2.2万头。

  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与农作物相比,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出现在畜牧业上,比如猪、奶牛、肉牛……目前大规模饲养的品种几乎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猪种的市场占有率从90%暴跌到只有2%。如今,外国猪种几乎完全占领了中国老百姓的餐桌。

  那么,商品猪如此高比例的来自国外种猪,是不是意味着国内种猪繁育技术必须依赖外国?

  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商品猪种源的确主要来自国外,但国内已经构建了完整的商品猪的种猪繁育体系,核心种群已基本可以实现自给。

  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猪的选育逐渐开始走向瘦肉型,促进了瘦肉型商品猪生产的蓬勃发展。瘦肉型猪种源主要来自国外,据介绍,这些原种猪的后代要走上餐桌,需3代左右的时间,即从原种猪“曾祖代”到“祖代”到“父母代”再到“商品代”。“洋种猪”的繁殖能力更强,其繁育出的商品猪,具有瘦肉率高、生长快等特点,可满足国内巨大的肉蛋奶需求。

  但随着养殖环境和选育技术的迭代,这期间存在种猪退化的问题,一旦国外关闭种猪出口通道,我国的生猪育种可能面临“卡脖子”风险,所以保障生猪市场的核心种源自足供给具有战略意义。

  “种猪是生猪产业的芯片和核心,国内的生猪育种技术与国外还存在一些差距,且国外的育种基因等也在不断更新,引进外种猪可以丰富种猪基因资源、改良生猪品种、提高生猪生产水平。在我国瘦肉型猪核心育种群的更新方面,90%靠国内自给,国外引进部分只到10%,生猪市场的核心种源基本能做到不依赖外国。”7月中旬,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佳和农牧”)育种负责人唐凡告诉记者,以“杜长大”(杜洛克猪、长白猪和大白猪)为例,这类猪的引入和本土化持续选育,其生产效率更高、各项指标都较优秀,有力支撑了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

  王荣表示,在瘦肉型猪选育的过程中,“杜长大”展现了生产效率高的特质,逐步在众多猪种中脱颖而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猪肉蛋白需求较高,加之我国人口基数大,从追求高效生产来看,“杜长大”品种是最优选择,因为这类品种拥有吃得少、长得快、瘦肉率高的特征,已成为养殖户和全球生猪养殖的当家品种。

  在今年4月28日召开的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主任陈瑶生表示,从全球来看,根据本国市场需求对“杜长大”进行本土化选育,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他还表示,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杜长大”以来,和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国类似,实施了本土化选育,特别是2009年启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来,进一步加快系统选育,从而保障了我国接近90%的生猪市场的种源供给。

  陈瑶生介绍,近10年来,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群更新比例不足10%,少量进口主要用于补充资源、血统更新和改善种猪性能。事实上,发达国家间都在相互进行品种交流,这是国际惯常做法,我国也是一样。

  虽然构建了完整的商品猪的种猪繁育体系,不过,我国瘦肉型猪系统育种比国外晚了至少50年,商业化育种体系还不健全,种猪生长速度、繁殖力等指标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生猪育种事业不容易做,而要做到一定规模,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更是难上加难。”从2009年开始从事生猪育种的佳和农牧董事长李铁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谈及12年的生猪育种事业,李铁明坦言:“生猪育种为什么难做?因为生猪育种短期内看不到效益,可能5-10年都没法盈利;而且风险大,期间如遇到诸如非洲猪瘟的疫病问题,育种工作可能面临中断风险。这就意味着前期育种工作归于零,一切得重头开始。企业做生猪育种这个事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不然坚持不下来。”

  近5年,佳和农牧持续开展信息数字化育种攻关。生猪品种中,丹系种猪繁殖性能好、生长快、产肉多、肉质好。李铁明介绍,今年内,公司丹系纯种母猪群将达到10万头,年供种能力达到100万头,可支撑6000万头的优质瘦肉型商品猪生产,育种规模跻身全球前三位。

  生猪育种是一个投入大、周期长的工作,国内长期深耕生猪育种事业的养猪企业并不多。

  数据显示,在养殖过程中,由于种猪基因是猪场养殖效益的核心,该项指标在决定猪场养殖效益的核心因素中占比高达40%,远远超过营养饲料、饲养管理等指标,故而种猪培育技术能力是生猪养殖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据陈瑶生透露,这些年来,国内的生猪育种虽然进步很快,但规范的系统选育历史积淀不足,比国外晚了近50年,核心育种群的产仔数、饲料转化率等关键性状与发达国家还有10%-30%的差距。

  此外,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也表示,畜禽种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走访的猪种场发现,国内生猪育种企业仍存在“小而散”的现状。全国大大小小的生猪育种企业上千家,仅湖南这一中部生猪大省从事生猪育种的企业就超过100家,但各家育种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良莠不齐,无论从人才还是技术上都无法支撑生猪育种市场在规模和技术上实现突破。

  7月中旬,多年从事生猪育种的企业主张飞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整个生猪育种市场,至今没有一个生猪育种龙头企业,看似每个养猪企业都在做育种,但规模都不大。国内生猪育种市场仍处于‘小而散’的发展阶段,无法形成规模优势。跟国外的育种公司相比,国内育种企业没有竞争优势,无法做大做强,这就导致像‘区域联合育种’等运作方式效果不佳。”

  张飞透露,国内很多生猪养殖企业还只是“盯着眼前利益”,更多扮演的是种猪“二道贩子”的角色——直接从国外引进美系、法系、丹系种猪,扩繁后再将生产的种猪销往市场,“这种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国外优秀种猪基因、育种数据都无法保留下来,陷入‘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不良循环。”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其见告诉记者:“未来,国家应该重点扶持做大一批生猪育种龙头企业,像水稻育种行业一样形成隆平高科这类龙头企业,这才能真正改变生猪育种行业‘小而散’的现状。”

  “‘有种者得天下’,生猪的种源越好,性能越优异,养猪成本就越低,养猪企业在行业就能站得越稳。”李铁明说,生猪育种要实现突破,关键是要建立分享机制,能让企业和区域联合育种平台一同共享先进育种技术。

  陈瑶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生猪育种效率的提升,让引进种猪进入“引种-适应-改良-提高”的良性循环,“做到少引种甚至不引种”。

  “通过区域化联合育种平台,加快提升国内生猪育种水平,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工作。”万其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第一,加强政府引导,推动区域化联合育种平台发展。比如搭建种猪基因库、数据库平台,鼓励生猪育种企业加入这类育种数据平台,分享育种数据,为选育优秀基因打基础。第二,政策层面加大对生猪育种项目投入。生猪育种行业要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投入大周期长。资金和资源应更多向生猪种业倾斜,尤其加大对生猪育种龙头的培育和支持力度。第三,提高生猪育种行业门槛。不鼓励所有养猪企业都来育种,应该制定行业标准和技术门槛,规范生猪育种行业发展,切忌一哄而上都来做生猪育种。

  国家也在积极部署相关措施。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新一轮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当中,育种主攻方向已被锁定。4月28日,时建忠从三个方面作了介绍,一是要构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国家核心种公猪站+国家生猪战略种源基地”三位一体的育种新格局,支持发展区域性联合育种,推动育种体系的全面升级;二是要建立高效的智能化种猪性能测定体系,加快全基因组选择等育种新技术的应用。三是要大力推进地方猪的开发利用。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2.08元/公斤 比上周五下降0.3%